（1997年5月15日，解思忠先生应邀对上海市教育管理干部与教师演讲）

        各位老师：

        刚才会议主持人在作介绍时，特别强调了我的“官员”身份；其实，我今天只是以一本书的作者的身份来讲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前不久，我接到市教委教师继续教育教学研究室负责人徐家良老师的一封个人来信。他在信中说，市教委正在组织培训市、区两级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院的领导干部与教师，培训期间从作家出版社邮购了几百本我刚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发给大家看；许多人看后都希望我能来上海，就素质与教育的问题给大家讲一次。于是，我就按照信中提供的电话给徐家良老师去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正好五月中旬应邀去上海参加第12届文汇书展签名售书活动，在沪期间可以顺便去讲一次。

        我之所以看了徐家良老师的信就痛快答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一名老教师的尊重——我从信上的字迹与措辞判断，他肯定是一位老教师。来之后一了解，果然如我所料，而且还是位特级教师。如果真是哪一级组织发个邀请函，再盖上个大红印章，说不定我还要犹豫一下呢。市教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这次见我后解释说，非常抱歉，本应该正式去个邀请函。我说，没有那个必要，我来这里并不是以“官员”身份来做什么大报告的，而是以一本书作者的身份来与大家共同探讨有关素质与教育问题的，有徐老师的信就可以了。

        好啦，现在言归正传。

        我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中，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书中的最后一章《缺陷之根源：教育》里，指出国民素质的种种缺陷，都可以追溯到教育上的缺陷。

        4月3日那天，有关方面联合在北京开了《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的研讨会。会上，一位教育工作者对我在书中将国民素质缺陷归咎于教育有点异议。我想，也许是因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这种说法吧。其实，我在书中已对这里所说的“教育”二字，特地做了如下说明：

        “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完善，直接取决于教育；而国民素质的种种缺陷，又都可以直接追溯到教育。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仅指的是学校教育，还包括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仅仅指的是学龄青少年教育，还包括了成人教育；不仅仅指的是耳提面命的有形教育，还包括了潜移默化的无形教育。”

        也就是说，国民素质的种种缺陷，并不能归咎于你们这些在座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即便是属于学校教育的问题，也不能归咎于你们。因为，你们都是从事具体的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是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几乎很难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我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中，仅仅是指出了教育对各种素质的影响，而没有从整体上论述我们的国民教育对国民素质的影响；我今天要讲的，正是这个问题。如果能从整个国民教育上追溯国民素质缺陷的原因，并进而改善我们的国民教育，无疑有助于迅速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

        我国国民教育的缺陷，概括起来有二：一是“薄弱”，二是“扭曲”。下面，我分别就这两个问题展开来讲。

        先讲“薄弱”。

        国民教育的薄弱，主要表现在学校教育上。我们不妨先看这样一组数字：

        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位我们中国人；

        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5年，而日本早在1907年就普及了六年制小学教育——我们落后了近一个世纪；

        以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上海市为例：目前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只占7.3%；其比例不仅远低于加拿大（37.4%）和美国（31.9%），也低于菲律宾（15.2%）和韩国（8.9%）；

        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仅为11.2美元，居世界倒数第二位。 ……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穷，没有钱办教育。我从来就反对这种说法！《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颁布时，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要作个讲话。前一天下午才把有关部门起草的讲话稿转到我这里，让提修改意见。我关起门来，怕外界干扰，把电话掐了，专心致志地改了一个下午。记得讲话稿里原来有这样意思的一句话：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我当时把它修改为：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遗憾的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讲话，这个修改建议没有被采纳。

        我的这个观点是否会让人觉得有点“别扭”？然而，我至今仍然坚持。教育不是一项手头有了闲钱才办的锦上添花的福利事业，而是一项为了摆脱贫穷落后才办的雪中送炭的超前事业。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是勒紧裤带办教育，通过教育脱贫致富，而不能是等富了以后再重视教育；如果不重视教育，即便是由于带有某种偶然的因素的原因富裕了，也绝不会持久。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地区、一个家庭，乃至于一个人，也都是这样。

        在我国，历来就有着“勒紧裤带办教育”的优良传统，读书人也有着“囊萤映雪”、“程门立雪”的刻苦精神。我国福建的莆田一带，听说早在解放前就有重视教育的好传统。家里再穷，就是赤脚上山砍柴，也要供孩子上学。所以，解放后，当地有许多家在莆田一带的专家教授，在 “家庭出身”一栏填写上“贫农”时，别人就持怀疑态度：你家是贫农，怎么能供你上大学呢？岂不知这就是“勒紧裤带办教育”的结果。

        现在也同样有这样的例子。1995年6月16日《文汇报》有一篇题为《西北“高考状元县”》的报道：甘肃省有个会宁县，是全省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三个贫困县之一，但自恢复高考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有11149名高中毕业生考取了大中专院校。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个贫困县有如此高的升学率呢？是这里的学生智商高吗？不是。是这里有尊师重教的好传统，有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老百姓舍得在教育上花钱，政府也重视教育，学生也刻苦。这个县县政府办公在低矮的平房里，只有县教委是五层大楼；县城最宏伟的两幢楼是第一、二中学的教学大楼，各地最好的房子也都是学校。好的教师像“明星”一样名扬全县，受人推崇。全县上下都发扬一种“五苦精神”：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亲友苦帮。有位农民，当他的儿子考取大学时，已是倾家荡产，连宅基地都卖了，自己将自己“扫地出门”，只好寄居在已出嫁到外村的女儿家。

        解放前能做得到，为什么现在做不到呢？会宁县能做得到，为什么别的地方做不到呢？对教育来说，永远不能说“没有钱”这种话。几年前，我第一次在湖北一个偏僻的农村看到一幅标语：“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当时非常感动，觉得这幅标语简直是太好了！后来，在越来越多的文章里都看到这句话；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看到这句话能够兑现。

        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发达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教育。

        1894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赔偿给日本政府2.8亿两白银。当时日本的明治天皇专门下令，这笔钱一分也不许乱花，全部用于办教育，主要用来办小学，甚至连最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象样的小学。就这样，日本政府用这笔巨款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工业化，就是以其大力推动教育与技术培训为基础的。早在明治末年，日本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超过95%，大正年间就已开始普及中学教育。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虽面临崩溃的边缘，但在教育上却舍得花钱。从1950年1972年，日本教育经费增长了25倍，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9倍。谈到战后日本在短短20年时间里就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时，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说：“这算不了什么‘奇迹’，但有一句话我可以奉告各位：我们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美国，可以说是在发达国家中首屈一指。大约一个多月前，我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一篇对美国教育的考察报告，里面说，根据最新统计资料，美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比全球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5.1%）要高出2.4个百分点。为什么克林顿能够连任总统呢？美国大多数人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发展改革教育方面有成绩。今年年初，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这一届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全体美国人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他还提出了几个具体的目标，其中一个就是在普及12年制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普及13、14年级（大专）教育，使美国18岁的青年都能上大学。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联邦政府在本财政年度拨款500多亿美元，各州政府也都相应增拨教育经费。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深切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几年前刚宣布独立的纳米比亚，在独立庆典上高举书写着“教育”二字的巨幅标语，把“发展教育，建设国家”的口号喊得山呼海应。不久前，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指出：发展教育要真正成为“头号国策”。

        而我国呢？温饱问题目前已基本解决了，不需要勒紧裤带了，有许多人甚至是需要减肥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人均教育经费居然在全世界是倒数第二——这简直是耻辱！而且，就是这极为有限的教育经费，还不断地被挪用、挥霍和浪费——这同样也是一种耻辱！众所周知，前几年我国曾出现过大范围、长时间地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冰心老人就称之为“中国近年来最为耻辱的一件事”。

        也许有人会问：被拖欠的教师工资款到底到哪儿去了呢？请听听某个拖欠教师工资较为严重的省里一位副省长的解释：“这几年拖欠教师工资，我们实际是把教师口里的钱怄出来搞项目，搞建设。”透过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看出，有一些地方官员，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缺乏最起码的认识，错误地认为“经济要大上，教育放一放”，甚至还雄赳赳、气昂昂地喊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豪言壮语”。 还有一些地方官员，明知教育的功能与特点，却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急功近利，杀鸡取蛋。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件史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俄、奥、普联军兵临巴黎城下时，学校的师生纷纷请求参战，面临灭顶之灾的拿破仑却拒绝了这些师生的请求，他说：“我不能为取‘金蛋’而杀掉我的‘老母鸡’！”而我们一些人对教育这只“老母鸡”，不仅经常要杀鸡取蛋，而且动不动还要“杀鸡给猴看”——稍遇风吹草动便先拿它开刀。

        邓小平早就讲过：“我们宁可牺牲一点速度，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下，也要把教育的事情办好。”事实上又做得如何呢？别说“牺牲”、“忍耐”了，不吃教育这块“唐僧肉”就不错了！如果被拖欠的教师工资，真的是全都被挪用去“搞项目，搞建设”，那还算是花到国家的身上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有些地方一方面拖欠教师工资，一方面又公款吃喝玩乐，买进口豪华小轿车。有位教师曾做过这样的反问：

        “我教过那么多年书，三年自然灾害没欠过老师的工资，‘文革’那么乱，学钱还是没少过。今天，彩电有了，屁股上冒烟的多了，‘大哥大’也不少了。歌舞厅、夜总会、饭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辆‘奥迪’轿车可供三个乡发一年教师工资，偏偏就少了我们的学钱，真不知是怎么个说法……”

        听说有位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得知本县“公仆”们的工资照发后，在当地电视台开播的“点歌热线”节目中点了两首歌：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献给本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另一首《一无所有》，送给本县的教师同行。播出后全县哗然！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的一则“黑色幽默”。窝在肚子里的怨气算是“曲径通幽”地发泄了一点，可是，发泄之后又如何呢？

        教师工资这种看得见、躲不过的事情都尚且如此，至于主动地、超前的举动，那就更是不要“白日做梦”了。我们对教育缺乏应有重视的表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说了！

        下面，我再讲一下国民教育的另一个缺陷，那就是“扭曲”。

        为什么要叫“扭曲”呢？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更为准确的词儿。叫“错误”吧？好象有点重；叫“失误”吧？好象又有点轻。叫“扭曲”有这样一层意思——教育本来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我们现在一些做法却像清人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里所描写的一样，把人给扭曲了。

        教育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从总体上还没有走出“科举教育”的阴影；二是家庭教育由于受“科举教育”的影响，存在着种种缺陷；三是社会教育由于受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同样也存在着种种缺陷。

        我国从隋朝开始，封建统治者实行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选士制度的一大改革，对统一选士标准，实行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促进教育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并被西方所借鉴，衍变为现在的文官考试制度。但这一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维持了1300年之久的取仕制度，使得整个社会的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这种脱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实际需要的“科举教育”，不仅是一种单纯按照考试要求组织教育活动的“应试教育”，而且是一种旨在博取功名的“做官教育”。

        旧的科举制度之所以为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将“废科举”视为救亡之首要，原因主要在于考试内容脱离实际，引导人读死书；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事实上，清朝末年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也曾改革过考试内容。遗憾的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并没有适时地建立起新的考试制度，致使我们到现在才去重新探索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

        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阶段教育，都还没有完全走出“科举教育” 的阴影：一方面，偏重智育，偏重考试科目，偏重分数，忽视受教育者素质的全面提高；另一方面，偏重学历文凭，将学历文凭与工作分配、提拔任用之类的“功名”直接挂钩。在现行毕业分配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下，取得一定的学历后，就可以成为“人上人”的干部，捧到一个“铁饭碗”，按月得到一份“俸禄”，并享受种种“待遇”。这种在“科举教育”阴影笼罩下的教育制度，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

        家庭教育的扭曲，主要表现在由于望子成龙心切，发展成为“诱子成龙”，甚至是“逼子成龙”。望子成龙的愿望是好的，总要比不闻不问好，但在芸芸众生中，能成“龙”的毕竟是极少数；不切实际地拔苗助长，到头来连一个基本的人也没有做好。一个人没有把人做好，是成不了“龙”的；即便能显赫一时，也难以长久。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先教会孩子做人的基本知识和求学、谋生的基本技能。所以，家庭教育首先应立足于望子成人，而不是望子成龙。不管你想让孩子成为哪个领域的“龙”，即杰出人物，都应当先让他先把人做好；而把人做好，家庭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庭教育从方法上也有许多问题。许多父母都为孩子拟定了“成龙计划”，按自己的模式施教，连“因材施教”这句老话都忘记了。最糟糕的是不从孩子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趋向出发，而是从自己的好恶出发，根据社会上什么职业时髦，就要把孩子塑造成什么。我们也不要把家庭教育寄托于请几个家教上，家人平时的耳濡目染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无形教育。我们做家长的应该在孩子面前做好表率，起码应该像学校的老师一样，在孩子面前收敛一下，不要无所顾忌。你想望子成龙，自己首先得向“龙”学习，做出“龙”的样子来。

        天津市有一位“大款”，为了能使自己的“糟糠之妻”变成一位“贵夫人”，除了极尽美容、修饰之手段外，还让她进了好几个礼仪培训班，但收效甚微，一举手投足，一开口说话，还是处处露出“马脚”。无奈之余，他就去请教一位熟识的作家。这位作家笑了笑，对他说：“培养一个‘贵族’得三代——你就耐心地等待吧！”这位作家的话从一个角度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想要使自己的孩子成为一条非同小可的“龙”，自己首先得具备培养出“龙”的素质；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数代人的家风熏陶和文化传承。

        社会教育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禁锢”。

        记得有谁说过这样意思的一句话：一种思想会把人引向死胡同。思想的禁锢是最可怕的禁锢，它像一个无形的枷锁，让你压根儿就不敢想，不会想，形成收敛思维。我这里想以对“人格”的态度为例，说明由于社会教育的扭曲而引起国民的思想禁锢。

        我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中的“人格素质”一篇中，开篇就讲，中国人自古不讲人格，不承认“个人”，即不承认人的独立状态；并进而抹杀“个人”，即抹杀人的主体身份、主体地位和主体资格。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人格”一词是外来词Personality的译名，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原本的涵义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来解释，就是：“每个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性状（或特征）和有机结合，包括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成分，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可通过他与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外来词，当然不能苛求我们的古人理解它，使用它。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词一般截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辞源》里就没有收入“人格”一词，这当然是情有可愿的。值得深思的是，1980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收词截止于1979年的《辞海》里，居然也没有收入“人格”一词。有人似乎觉得不可理解——怎么这么一个普通的词汇，整天挂在人们嘴上，《辞海》里能没有受进呢？然而这是事实。

        应该说编辞书时，一个词汇是否收入，一般是不会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就像“法西斯”这个词，绝不会因为它不好而不收入。可是，就是“人格”这样一个绝不能算是不好的词，早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就诞生的词，我们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连《辞海》里都不予收入，当然，更不谈不上去提倡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教育的扭曲！

        我之所以想起来要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今天有一位到会的老先生，名叫张（扌为）之，是上海教育学院的编审；开会前他对我说：他是1979年《辞海》（1979年版）的“分科主编”，负责教育方面的内容；看了我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后，今天特地来告诉我，当年他们之所以没有收入“人格”一词的确是个失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大家思想还不够解放。

        我觉得，张（扌为）之老先生还是很有良知、有勇气的。他作为当时《辞海》的“分科主编”，没有替编写人员辩解，也没有推委责任，而是坦率地承认这是个失误，是由于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家思想还不够解放——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但思想解放运动毕竟还是刚刚开始。

        这里，我不妨再就“人格”一词再多说几句——

        后来出版的《辞海•增补本》和《现代汉语词典》里，倒是都收入了“人格”一词，只不过在它原本的涵义之外又增加了一层意思，即道德品质。这大概是我们的国民对“人格”一词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把它等同于“人的品格”，并约定俗成的结果吧。现在，人民往往还把它引申为“尊严”，动不动就说“不要丧失人格”——人格是个人固有的东西，怎么会丧失呢？其实，是说要维护尊严。

        社会教育扭曲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虚伪”。

        实际上，“禁锢”与“虚伪”是紧密相连的——不让你自由地思维，就势必会掩盖事实，制造假象。

        社会教育缺乏真诚，只强调为某个政治目标服务，而阉割了“育人”这个教育的基本功能，甚至成了“骗人”。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宣传和文化。社会教育的虚伪，主要表现在道德教育上。教育者（包括管理者、教师和写文章的人）自己说一套、写一套，而实际上又另外做一套。古人说：“言教重于身教”。你要别人清正廉洁，自己却贪污受贿；你让别人奉献爱心，自己却唯利是图；你让别人服从分配，自己却走后门……凡此种种，久而久之，都会被识破，并使人们对正当的教育产生厌恶和抵触情绪。还有，就是根据需要，制造包装一些假楷模，让大家跟他学；久而久之，人们也会识破庐山真面目，一哄而散。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教育的虚伪，人们一般还能识破；而另外一种教育的虚伪，就不容易为一般人所认识了。我还是用举例的方法来说明吧——

        不久前，在一家全国性的大报上，报道了某省会城市一家银行职业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这家银行之所以能重视职业道德，是起源于这样一件事：一位老人为更换两角钱残币，跑了6个储蓄所，得到的都是“不能换”的回答。当他来到这家银行所属的一个储蓄所时，受到热情接待，残币也得以更换。老人很受感动，当即将一万元现金存入这个储蓄所。这家银行领导由此得到启发——服务态度好居然还能多揽储户；于是，就规定了90句服务“禁语”和26句服务“文明用语”，在所属储蓄网点推广，创造了职业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上述这个故事，并没有从职业道德的核心——与人为善，尤其是善待老人这一点上颂扬那个储蓄所，而是着眼于热情接待顾客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居然还会引来储户。受了这种虚伪的、被功利熏染的职业道德教育，服务人员也许会在利益驱动下，尽量多说“文明用语”，并注意不说“禁语”；但当他们一旦发现做这种努力近乎守株待兔时，或确认对方口袋里不会有钱要存时，也就是说，给自己带不来什么好处时，便不屑于去费那番精神与气力对你挤出脸上的笑容，说出“文明用语”了。由于他们在冷漠、训斥，甚至欺骗顾客时不会受到道德意识的约束，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而也就不会顾及冷漠、训斥，甚至欺骗顾客给对方造成的伤害，且能心安理得。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俗话也说：浇花浇根，教人教心。然而，这种道德教育不是教心的，不是培植人的善心，包括人的良心、爱心、同情心和怜悯心，而是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育的虚伪。这种教育的虚伪，会导致整个社会信任基础的崩溃和丧失，最终会使人的灵魂无所归依，并最终撼动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教育的扭曲，还表现在其它一些方面，这里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列举了。

        各位老师！众所周知，要通过教育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就得发展、改革教育；而要发展、改革教育，就必须改革教育体制，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然而，教育改革不能消极等待，不能等别的改革完成之后再改，而应当起积极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还需要走在前面。历史上的废除科举制，就使得清朝统治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柱，并促使其崩溃。

        英国哲学家洛克曾这样警告世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一样，绝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生洗刷不掉的。”

        发展教育事业是一项伴随人类生存的事业，革除现行教育弊病是一项需要几代人奋斗的事业。发展教育事业也好，改革教育事业也好，并非只是上面的事情，与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老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师们，任重道远，我们一起努力吧！